阳光穿过百叶窗的缝隙，在书桌边缘投下细长的光条。云倾月坐在桌前，指尖划过平板屏幕上的财务测算表，眉头微不可察地蹙了一下。资金缺口的数字在眼前跳动，像一根细针，持续刺入她原本坚定的节奏。

三个小时前，楚寒的法务团队刚离开。他们带来了完整的注册流程清单和税务结构建议，也带来了现实的冷意——启动资金至少需要八百万，而目前账户里仅有两百万的个人注资。公益性质决定了无法吸引资本入股，剩下的，只能靠募捐。

时砚端着一杯温水走进来，轻轻放在她手边。他看了眼平板，没说话，只是拉开椅子坐下。窗外风动，百叶窗的光影在他脸上轻轻晃动。

“我列了个名单。”她终于开口，声音平稳，“三十家有过合作、公开支持过艺术项目的企业。还有摄影协会的会员名录，我让助理整理了五百位活跃的摄影爱好者联系方式。”

他点点头，“今天就开始发邀请函？”

“已经发了。”她调出邮件系统，收件箱里零星跳出几封回复。她点开一封，是某家电品牌公关部的回函：“感谢云女士对艺术公益的关注，但目前年度CSR预算已分配完毕，暂无法新增支持项目。”

另一封来自某连锁书店，“贵基金会理念令人敬佩，但因经营调整，公益合作项目暂停一年。”

时砚一条条看下去，嘴角慢慢压低。这些回复礼貌、克制，却像一堵堵无形的墙，把热情挡在外面。

“他们不是不信这件事的意义。”他轻声说，“是看不到‘回报’。”

云倾月合上平板，起身走到书架前，抽出一本旧影集。她翻到某一页，停住。照片里是一个十岁左右的男孩，蹲在黄土坡上，手里举着一台用木板和镜头拼凑的“相机”，正对着天空。那是她十年前在甘肃采风时拍下的。男孩说，他想拍下村口那棵老槐树开花的样子，可买不起真正的相机。

她把照片取出来，轻轻放在办公桌上，正对着电脑屏幕。

“我们不是在募捐。”她说，“我们是在证明，这件事值得被看见。”

当天下午，她亲自拨通了五家企业的负责人电话。其中三家未接通，一家以“流程复杂”婉拒，只有一家高端相机品牌答应“进一步了解”。

挂断最后一个电话，她靠在椅背上，闭了闭眼。时砚走过来，递上一份文件——是基金会官网的初版文案草稿。他在“资助对象”一栏写着：“年龄18-30岁，提交完整摄影项目计划书，优先考虑纪实、人文类题材。”

“这个范围会不会太窄？”他问。

“太宽也不行。”她睁开眼，“如果什么都能资助，就成了散钱。我们要的是能持续产出、有表达力的创作者，不是短期救济。”

“可有些天才，可能连计划书都写不好。”时砚看着她，“比如林野。他当年要是能拿到一台相机，或许早就办展了。”

两人陷入沉默。理想与现实的拉锯，在这一刻具象化为纸上几行字的取舍。

第二天上午，他们在家中书房召开了第一次项目规划会议。楚寒派来的项目顾问、一位资深公益组织运营人，以及两位独立策展人坐在会议桌两侧。空气里弥漫着咖啡和纸张的气息。

“青年纪实摄影奖”的构想被提出后，争议立刻浮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