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面前摆着七八支话筒,收音海绵上印着各家媒体的logo,密密麻麻地挤在一起,像一群争食的雏鸟。
“关于近日针对我个人的一些不实传言,”他的声音很稳,不急不慢,带着一种久居上位者特有的、让人不由自主想要倾听的磁性,“我想在此做一次正式的、也是最后一次的回应。”
他停了一下,目光扫过台下黑压压的人群。记者们举着录音笔,摄像师扛着摄像机,有人踮起脚尖,有人伸长脖子,所有人的目光都钉在他脸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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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没有参与任何针对李付真会长的袭击行为。”
他说,每一个字都咬得很清楚,“我对此事毫不知情。那些将我与这起事件联系起来的说法,是毫无根据的恶意揣测,是对我个人名誉的严重损害,也是对衫星集团形象的蓄意抹黑。”
台下有人举手,想提问。他没有理会,继续说下去。
“我要求有关部门尽快查明真相,将真正的凶手绳之以法。同时,我也保留对那些散布不实信息者追究法律责任的权利。”
他的声音在空旷的大厅里回荡,尾音拖得很长,像一块石头扔进深潭,涟漪一圈一圈地扩散开。
他停下来,准备说最后一句场面话,那些他已经说过无数遍的、关于“感谢大家关心”“相信真相会水落石出”之类的话。
但这句话没有说出口。
他感觉到一阵眩晕。
很轻微,像坐电梯时那种失重感,只是持续得更久,久到不正常。他扶了一下讲台的边缘,手指扣住木板,指节泛白。
台下有人注意到了这个动作,但没有人多想,站久了,腿麻,很正常。
眩晕没有消失,反而越来越重。
他看见台下的脸开始变得模糊,不是那种近视看不清的模糊,是那种像有人用橡皮在画面上慢慢擦拭的、从边缘向中心蔓延的模糊。
他眨了眨眼,想把那些脸重新看清楚,但眨完之后,画面更模糊了。空气变得很重,每一次呼吸都要用力。
他听见自己的心跳,很慢,很重,像有人在胸腔里敲鼓。一下,一下,间隔越来越长。
“李会长?李会长您怎么了?”
有人在他耳边喊。他听不清是谁。他试图回答,嘴张开,发不出声音。
舌头像是被人从根部按住,僵硬的、沉重的、不听使唤的。
他感觉到自己的手从讲台上滑落,身体在往旁边倾斜,世界在旋转,天花板上的灯在他视线里拉成一道一道白色的光带。
“快叫救护车!”
“扶住他!扶住他!”
“让开!都让开!”
声音从四面八方涌来,尖锐的、慌乱的、重叠在一起,像一群受惊的鸟在头顶盘旋。
他被人扶住了,一只手揽着他的腰,一只手托着他的胳膊,有人在他耳边说着什么,他听不见,只看见那人的嘴在动。
他的视线越来越窄,从一百八十度收窄到九十度,从九十度收窄到四十五度,最后只剩下一条缝。
那条缝里映着讲台上那几支话筒,收音海绵上的logo他一个都看不清了。
然后那条缝也合上了。
迎宾厅里彻底乱了。有人在打电话,有人蹲在地上捡摔碎的相机镜头,有人站在椅子上拍视频,有人挤在门口出不去,有人往里挤想看看究竟发生了什么。
一个穿灰色套裙的女记者被挤得摔倒在地,膝盖磕在大理石地面上,血渗出来,染红了丝袜。
没有人扶她,所有人的注意力都在那个倒在地上的男人身上。
李再榕被人平放在地上,有人正在给他做心肺复苏,一下一下地按压他的胸口,动作很标准,但脸上满是恐慌。
他的脸色从苍白变成青灰,嘴唇从淡紫变成深紫,像一朵正在迅速枯萎的花。
“不会是苦肉计吧?”
“我看不像。”
“他是不是中毒了?”
“谁给他下的毒?”
“会不会是李付真的人?”
“别瞎说!李付真还在ICU呢!”
“那会是谁?三小姐?四小姐?”
“都别吵了!让医生进来!”
有人在喊“维持秩序”,有人在喊“封锁现场”,有人在喊“所有人不许离开”。
但这些喊声没有任何作用,因为没有人听。
恐惧像瘟疫一样在人群中蔓延,比任何喊叫声都传播得更快、更广、更深。
消息从新罗酒店传出去的那一刻,整个棒国像被人按下了暂停键,然后又被猛地推向了快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