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曾母暗沙的礁盘上，考古队还发现了一批不同年代的渔具和沉船残骸。最早的渔具包括木质鱼叉、渔网坠石、陶制渔漂等，经碳十四检测，年代可追溯至明清时期；中期的渔具包括铁质鱼钩、帆布渔网等，年代为民国时期；最晚的则是近现代的塑料渔网、金属渔具等。“这些渔具与《更路簿》的记载相互印证，”林珊分析道，“它们证明中国渔民长期在九段线内从事生产活动，对南海诸岛及海域拥有历史性权利。这种持续数百年的生产活动，形成了深厚的历史传统，是九段线的核心法理基础之一。”

但冲突线索随之出现。在一处近现代沉船残骸中，考古队发现了一批外国渔船的渔具和标识，包括印有某东南亚国家国旗的船用设备、外文标识的渔网和捕捞工具。经鉴定，这些渔具的年代为20世纪90年代至21世纪初。“这些渔具的发现，说明部分国家无视九段线的历史法理依据，非法进入中国南海海域作业，侵犯中国领土主权和海洋权益，”郑海峰严肃道，“这也是当前南海争端的重要背景，部分国家试图通过实际控制来挑战中国的主权主张，但考古发现的大量实物证据，充分证明了中国对九段线内海域的历史性权利，任何非法侵占都是无效的。”

程远补充道：“曾母暗沙的考古发现，完整还原了九段线的历史传承：从明清渔民的生产活动，到1946年林遵的收复立碑和测绘，再到1947年十一段线的划定和1953年调整为九段线，中国对南海诸岛及海域的主权主张有着清晰的历史脉络和充分的实物证据。曾母暗沙作为中国领土最南端，是九段线的重要节点，这些考古发现进一步巩固了中国在南海的主权地位。”

四、北部湾的删减线遗迹与外交博弈

为探寻1953年九段线删减两段的历史真相，考古队前往北部湾海域，展开针对性勘探。北部湾位于中国南海西北部，是中国和越南之间的半封闭海湾，1953年九段线删减的两段线就位于此处。

在北部湾中部的水下礁盘区域，考古队通过声呐探测，发现了一批1950年代的混凝土标记。这些标记呈圆柱形，高约50厘米，直径约30厘米，分布在一条直线上，间距约1公里。潜水队员打捞上其中一个标记，标记上刻有“中越渔业分界线”的字样，底部刻有“1953年制”的标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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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些标记是1953年删减两段线后设立的，”程远分析道，“当时为促进中越友好，中国政府删除了北部湾内的两段线，设立渔业分界线，避免双方渔业冲突。但这并不意味着放弃主权，而是一种外交妥协。中国政府在删减线段的同时，明确保留了对相关海域的主权，这些混凝土标记就是最好的证明，它们既划定了渔业作业范围，又没有改变领土主权的归属。”

在标记附近的水下，考古队发现了一艘1950年代的中国渔业调查船残骸。船体保存相对完好，船上遗留着一批调查记录、渔业工具和外交文件。调查记录详细记录了北部湾的渔业资源分布、洋流情况和岛礁位置，外交文件则包括中越渔业协商会议纪要、边界划定备忘录等。其中一份1954年的《中越北部湾渔业边界协商纪要》中明确记载：“北部湾渔业分界线的设立，基于中越友好协商，旨在避免渔业冲突，促进双边合作。中国政府保留对相关海域的主权，删减九段线中北部湾两段线，仅为简化边界标识，不影响中国对南海诸岛及周边海域的整体主权主张。”

“这揭示了删减线的核心真相，”林珊逐字逐句解读道，“长期以来，部分国家误解甚至刻意歪曲1953年的线段删减，声称中国‘放弃了部分主权’，但这份协商纪要明确证明，删减行为仅为外交层面的权宜之计，目的是维护中越关系，中国对北部湾相关海域的主权从未放弃。这种‘主权不变、标识简化’的处理方式，既体现了中国的外交诚意，又坚守了国家主权底线，展现了高超的外交智慧。”

在调查船的驾驶室区域，考古队发现了一本船长的工作日记，日记中记录了当时的渔业巡逻情况：“1955年夏，率船在北部湾分界线附近巡逻，越南渔船均在约定区域内作业，未发生冲突。部分渔民对删减线段有疑虑，我们向其解释，这片海自古以来就是中国的，分界线仅为作业划分，主权并未改变，渔民们均表示理解。”

程远补充道：“这说明当时中国政府不仅在外交层面明确了主权立场，还向民间进行了充分说明，确保主权意识的延续。删减两段线并未影响中国对北部湾海域的实际管辖，渔业巡逻、资源调查等管辖行为从未中断，这在国际法上构成了持续有效的主权行使。”

在北部湾沿岸的一座古渔村遗址，考古队展开了补充发掘。这座渔村始建于明清时期，至今仍有部分渔民居住。在渔村的废弃仓库遗址中，考古队发现了一批1950年代至1970年代的渔民日记和渔业记录。渔民日记中详细记录了当时的渔业活动：“1956年，政府划定渔业分界线后，越南渔船不再进入我方传统作业区，我们也遵守约定，双方冲突大幅减少。但老辈人都知道，从爷爷的爷爷开始，这片海就是我们中国渔民的作业地，分界线只是为了和越南友好相处，不是改变了归属。”

渔业记录则详细记载了渔船的作业范围、捕捞产量、交易情况，所有记录的作业区域均在九段线范围内，与《更路簿》记载的传统航线高度吻合。“这些民间记录是九段线主权主张的重要补充证据，”郑海峰说，“它们从普通渔民的视角，印证了中国对南海海域的历史性使用和管辖，这种代代相传的生产活动，是任何外部势力都无法否认的。”

但外交博弈的痕迹并未消失。在渔村遗址的一处废弃民宅墙角，考古队发现了一份1958年的外交照会副本，是中国政府致某东南亚国家的正式声明。声明中写道：“北部湾两段线的删减，是中越两国基于友好协商的特殊安排，不构成对其他国家的任何先例。九段线内的其他海域及南海诸岛，主权归属中国，任何国家不得借故干涉或侵犯，中国政府将坚决扞卫国家领土主权完整。”

程远分析道：“这份照会极具历史意义，它证明中国政府在删减两段线时，就已经预判到可能出现的外交风险，提前划定了‘特殊安排、不涉他国’的底线。这一立场有效避免了其他国家以此为借口觊觎中国南海权益，为后续维护九段线主权主张奠定了重要基础。”

在北部湾的另一处水下遗址，考古队发现了一批法国殖民时期的界碑残件。这些残件由花岗岩制成，上面刻有“法属印度支那边界”的法语字样，经鉴定年代为19世纪末至20世纪初。“这些残件是1887年《中法续议界务专条》签署后，法国侵占越南时设立的，”郑海峰介绍道，“该条约虽然主要划定了中越陆地边界，但间接确认了南海诸岛归属中国——条约中未将南海诸岛划归法属印度支那，这本身就是对中国主权的默认。这些界碑残件进一步证明，即使在法国殖民时期，国际社会也承认中国对南海诸岛的主权，九段线的划定有着充分的历史和法理依据。”

五、李准巡海遗址与九段线溯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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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追溯九段线的更早历史渊源，考古队前往西沙群岛的永兴岛，探寻1909年李准巡海立碑的遗址。1909年，清朝广东水师提督李准率舰巡视西沙群岛，立碑命名、宣誓主权，这是中国近代史上第一次对西沙群岛进行正式的、大规模的主权宣示，被视为九段线主权主张的重要历史溯源。

在永兴岛东北部的礁石区，考古队结合史料记载和遥感探测数据，展开了重点勘探。经过数日挖掘，在一处被珊瑚礁覆盖的礁石平台上，发现了一块深埋在珊瑚砂中的石碑残件。残件长约80厘米，宽约50厘米，厚约15厘米，由青灰色花岗岩制成，表面刻有“大清广东水师提督李准巡海至此”的楷书字样，字体苍劲有力，虽经百年海水侵蚀，仍清晰可辨。

“这就是李准巡海时设立的主权碑残件！”程远抑制不住激动的心情，“1909年，李准率领‘伏波’‘琛航’‘广金’三艘军舰，搭载官兵、测绘人员、商人等共170余人，历时一个月，巡视了西沙15座岛屿，每到一处都立碑命名、升旗宣誓。这块残碑的发现，印证了史料记载的真实性，为九段线的历史溯源提供了关键实物证据。”

在残碑附近的礁石缝隙中，考古队陆续发现了一批清朝水师的遗物，包括一门小型青铜火炮、数枚铁制炮弹、一个罗盘和一面残破的黄龙旗残片。青铜火炮长约1.2米，口径约8厘米，炮身上刻有“光绪二十五年造”的字样，是广东水师的制式装备；铁制炮弹呈球形，直径约10厘米，表面布满锈蚀；罗盘为木质外壳，铜制指针虽已氧化，但仍能辨认出刻度。

“这些遗物证明李准的巡海并非象征性的访问，而是带着武装力量的正式主权宣示，”郑海峰分析道，“当时法国、日本等国已开始觊觎西沙群岛，李准率舰巡海并立碑，就是为了向国际社会宣告中国对西沙群岛的主权，对列强形成震慑。这门青铜火炮的射程可达5公里，在当时具备一定的威慑力，充分体现了清朝政府维护领土主权的决心。”

为进一步还原李准巡海的全过程，考古队前往广州，查阅了广东省档案馆珍藏的《李准巡海日记》原件。日记详细记录了1909年巡海的背景、行程、所见所闻和立碑情况：“光绪三十五年（1909年）四月，奉命巡阅西沙群岛。西沙者，中国之领土也，历代渔民在此耕渔，岛礁林立，物产丰饶。然近年有外夷觊觎，欲占为己有，故此次巡海，旨在宣示主权，立碑为证。共巡十五岛，命名曰‘永兴’‘甘泉’‘珊瑚’‘金银’等，各岛立碑一座，碑刻‘大清广东水师提督李准巡海至此’，升旗鸣炮，以示主权。”

日记中还记录了测绘人员对西沙群岛的详细测量：“每岛皆测其经纬度、面积、地貌、物产，绘制详图，标注于《南海诸岛图》中。各岛渔民多为琼崖（今海南）、粤东人氏，世代在此居住，以捕鱼、采珠为业，熟知各岛礁名称及航线，为我等巡海提供诸多便利。”

程远感慨道：“李准的巡海和立碑，是中国近代史上对南海诸岛主权的一次重要固化。从秦汉时期渔民在南海的生产活动，到唐宋时期将南海诸岛纳入行政管辖，再到明清时期《更路簿》的详细记录和李准的巡海立碑，中国对南海诸岛的主权主张有着两千多年的连续历史脉络。九段线的划定，正是对这一悠久历史事实的法律确认和继承。”

但冲突线索再次出现。在李准巡海遗址附近的一处水下礁石区，考古队发现了一艘20世纪初的日本渔船残骸。渔船船体已严重腐朽，但仍能辨认出日式渔船的典型结构，船上遗留着一批非法捕捞的工具、测绘仪器和少量鸦片烟罐。经碳十四检测，渔船的沉没年代为1910年代，与李准巡海仅相隔数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