阎立德手持笏板，声音洪亮，条理清晰：

“陛下，诸位同僚，长安，帝居之所，万国来朝之地，然永徽以来，四海承平，商旅辐辏，人口激增。

旧有城池，坊市壅塞，民居鳞次栉比，几无立锥之地，道路狭窄，车马难行，火灾频仍，疫病易生，此非盛世气象，更非万国瞻仰之都，臣请立即扩建外郭，增筑新城，以纳黎庶，以彰国威。”

此言一出，如同巨石入水。

反对者（多出身关陇，担忧劳民伤财，动摇根本）： 立时便有御史出列：

“阎尚书此言差矣！扩建京师，工程浩大，所费何止百万，今岁虽江南平定，然府库尚未充盈。

且征发民夫数万，春耕在即，岂不误了农时？动摇国本，其祸非小，况长安旧制，乃太宗皇帝钦定，岂可轻动？”

支持者（多与商贸、工程相关或务实派）： 工部官员则据理力争：

“长安乃天下之中，人口汇聚乃必然之势。不扩建，则民怨滋生，治安堪忧，且新城扩建，非但可容民，亦可规划新市，繁荣商贸，增朝廷税赋，至于民夫，可招募流民、以工代赈，辅以部分府兵轮替，未必误农。”

亦有大臣提出：“扩城势在必行，然需缓图。可分阶段进行，先解决最拥挤之东南、西南隅。民夫数量，务必精打细算。”

争论的焦点很快集中在两个问题上：钱从何来？民夫征发多少？

关陇一派以户部尚书高季辅为首咬死“府库空虚”、“劳民伤财”，意图将此事拖黄或大幅缩减规模。

阎立德则据理力争，列出历年商税增长、漕运收入，强调长安的臃肿已到了非解决不可的地步。

李治高坐御座，冕旒下的眉头微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