孩子们互相看看，没人回答。一个胆子稍大点的男孩，吸了吸鼻涕，嘟囔道：“上学？上啥学？学校不要我们。”

“为什么不要？”

“要钱！好多钱！”

另一个孩子抢着说，

“我爸说了，原来厂子办的子弟学校没了，外头的学校要交好几千的‘赞助费’，

还要‘借读费’，我们家吃饭都成问题，哪有钱交？”

“就是！我哥说了，上学有啥用，不如早点出来混，还能搞点钱。”又一个孩子满不在乎地说。

祁同伟的心沉了下去。他蹲下身，与孩子们平视：“那你们平时都干什么？”

“瞎玩呗。”“捡破烂。”“有时候帮人看摊子，能给个馒头吃。”

“东头游戏厅老板有时候让我们跑腿，给根烟抽……”

孩子们七嘴八舌，语气里带着与年龄不符的油滑和麻木。

杜司安在一旁低声补充：

“书记，这是普遍现象。

厂办学校关闭后，大量下岗职工子女失学。

公立学校资源紧张，借读费、赞助费对于这些家庭来说是天文数字。

这些孩子流落街头，很容易被不法分子引诱，偷盗、打架，甚至被拉进犯罪团伙……”

祁同伟站起身，望着这群本该坐在明亮教室里读书的孩子，如今却像野草一样在脏乱的街头野蛮生长。

他仿佛看到了未来的隐患，看到了一座城市根基的锈蚀。他低声对杜司安说：

“记下来。教育问题，和住房、医疗一样，是底线！必须解决！一个都不能少！”

走访的第五户，是一间稍微像样点、但同样破旧的平房里，他们听到了一段令人发指的故事。

讲述者是一位年近六旬、头发花白、但腰板依然挺直的老工人，姓赵。

他的儿子几年前下岗后，不甘心吃那点微薄的下岗生活费，东拼西凑借了点钱，

在附近的一个露天市场支了个小摊，卖些日用杂货，想靠自己的双手养活一家人。

起初还好，虽然辛苦，但勉强能糊口。

直到有一天，几个流里流气的年轻人来到他的摊前，自称是“市场管理办公室”的，要他每月交五百块的“卫生管理费”和“摊位保护费”。

老赵的儿子知道这是变相的敲诈，市场根本没什么正规管理，这些人是附近有名的“市霸”。

他据理力争，表示自己证件齐全，也按规定交了税，拒绝交纳这不合理的费用。

冲突就此埋下。那些人丢下狠话走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