议题是关于明年科举取士的名额分配，以及是否在进士科考试中，增加“时务策”的比重，减少纯粹诗赋的比重。这是一项旨在选拔更通晓实务人才的改革，由李瑾牵头提议。

户部尚书首先出列，他是务实派的代表，支持增加“时务策”比重：“陛下，太子殿下所言甚是。如今国家庶务繁杂，急需通晓经济、刑名、河工、边务之干才。诗赋虽可陶冶性情，彰显文采，然于治国理政，恐有隔靴搔痒之憾。增加时务策，可引导士子关心实务，学以致用。”

话音未落，一位出身文学世家的礼部侍郎便出言反驳：“尚书大人此言差矣。诗赋取士，乃我朝乃至前隋旧制，意在选拔文华之士，彰显盛世气象。治国安邦，固然需实务之才，然文章乃经国之大业，不朽之盛事。士子不通经典，不擅文辞，何以明圣贤之道，何以教化百姓？且骤然更制，恐使天下士子无所适从，有失朝廷取士之公允。”

双方各执一词，引经据典，但言辞都控制在就事论事的范围内，没有上升到人身攻击或意识形态批判。其他官员或附和，或提出折中意见（如维持诗赋比重，但提高时务策评分占比），场面虽不热烈，却也有序。

武则天静静听着，目光偶尔掠过几位未曾发言的重臣。裴炎眼观鼻，鼻观心，似在沉思。刘祎之欲言又止。崔清韵作为吏部侍郎，本与此事关联密切，但她只是垂首而立，谨守本分，在皇帝或太子明确询问前，不轻易开口——这是她作为女官，在朝堂上格外注意的分寸。

待到议论稍歇，武则天缓缓开口，声音不大，却清晰地传入每个人耳中：“诗赋可观其文才心性，时务可验其见识器局，二者本可兼得。太子所奏，增加时务策考量，乃为国取才，不为过也。然礼部所虑，士子适应，亦在情理之中。”

她顿了顿，目光转向李瑾：“太子，你意下如何？”

李瑾躬身道：“儿臣以为，可自明年春闱始，进士科试策，时务策与诗赋并重，各占其半。命题当紧密联系当前朝政民生，务求切实。同时，诏告天下，明示改革之意，给予士子准备之期。另，可在国子监及地方官学，加强时务讲论，以备士子咨问。”

这是一个折中的方案，既推进了改革，又给了缓冲期，考虑到了执行层面的问题。

武则天微微颔首：“准太子所奏。具体细则，由礼部、吏部、国子监共议，报朕核定。”她一句话，为这场争论画上了**。既显示了太子的分量，也维护了决策的权威，同时将具体操作交给相关部门协商，保持了程序的正当性。

接着，又有几位官员出列，奏报各地春耕、漕运、边备等例行事务。武则天或当场裁断，或交由相关部门议处。朝会平稳地进行着，没有了数年前的剑拔弩张，却也少了几分活力与激情，更像是一台精密但略显沉闷的机器在按部就班地运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