半个时辰后，小李子抱着厚厚的商税册子回来，累得满头大汗。这些册子是按年份装订的，从隆庆元年到万历元年，整整七大本，每本都有砖头厚。

朱翊钧拿起万历元年的册子，翻开一看，眉头瞬间拧成了疙瘩。苏州府的丝绸商，登记在册的有两百多家，可缴纳商税的不足三成；杭州府的茶叶商，年销量百万斤，商税却只比五年前多了十两银子；最离谱的是扬州的盐商，垄断了两淮的盐业，每年赚得盆满钵满，可商税记录却像条直线，十年不变。

“这就是江南的商税？” 朱翊钧把册子往案上一拍，纸页散落，露出里面的记录，“苏州织造局去年给宫里送了十万匹绸缎，光这一项就该缴多少税？可册子上写的是什么？‘岁入商税三千两’，打发叫花子呢？”

他越翻越气，手指在 “偷税”“漏税”“瞒报” 等批注上重重划过。这些批注是赵焕上任后补的，用红笔写着，触目惊心。有个叫徐阶的退休首辅，家里在松江有万亩良田，几十家当铺，却靠着 “优免” 的特权，一分税都不用缴；还有个叫申时行的翰林学士，老家在苏州，开着最大的丝绸庄，商税却只按小商贩的标准缴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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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优免，优免，” 朱翊钧冷笑，“优免成了他们偷税漏税的护身符！”

他想起《大明会典》里 “优免” 的规定，原本是为了优待有功名的士绅，让他们能安心读书，可现在却成了他们巧取豪夺的工具。有功名的可以免，当官的可以免，和官员沾亲带故的也可以免，最后缴税的，只剩下那些无权无势的小老百姓。

“骆思恭呢？” 朱翊钧突然问，他需要知道这些偷税漏税的背后，有没有更深层的猫腻。

“回陛下，骆百户在查王敬之的案子，刚派人来说，王敬之的粮仓里查出了十万石粮，全是去年从山东低价收的，打算今年高价卖出。” 小李子的声音里带着愤怒。

朱翊钧的脸色更沉了。王敬之只是个济南府的乡绅，就敢囤积十万石粮，那江南的豪强呢？他们手里的粮食，恐怕能把太湖都填满。

“传朕的旨意，让骆思恭查完王敬之的案子后，立刻去江南。” 朱翊钧的语气里带着不容置疑的威严，“查清楚江南的商税为什么这么低，查清楚那些士绅是怎么偷税漏税的，查清楚他们手里到底有多少粮。”

他顿了顿，补充道：“告诉骆思恭，不管查到谁头上，哪怕是皇亲国戚，也给朕查到底！”

小李子领旨离去时，脚步都带着风。朱翊钧重新拿起江南的商税册子，一页页地翻着。阳光透过窗棂，照在那些密密麻麻的数字上，像无数只贪婪的眼睛。

他突然明白，江南的捐粮少，不是因为他们穷，而是因为他们觉得朝廷离他们太远，国家的安危与他们无关。他们靠着江南的富庶，靠着与官员的勾结，过着世外桃源般的日子，把朝廷的赋税、国家的危难，都当成了别人的事。

“天下兴亡，匹夫有责。” 朱翊钧想起这句学过的话，心里一阵刺痛。这些江南士绅，读的书最多，说的话最漂亮，可做起事来，却比谁都自私。

他拿起朱笔，在江南商税册子的封面上写下：“江南之富，甲于天下；江南之税，薄于纸帛。士绅之责，何在？”

字迹力透纸背，像一声声质问，敲在江南士绅的脸上，也敲在朱翊钧的心上。他知道，要改变这种状况，光靠愤怒没用，得拿出实际行动。

傍晚时分，张居正来了。这位首辅大人刚从内阁过来，手里还拿着陕西的赈灾奏报。“陛下，陕西的灾情有所缓解，新补种的荞麦长势不错。”

朱翊钧把江南的捐粮清册和商税册子推过去：“张先生自己看吧。”

张居正拿起册子，越看眉头皱得越紧，最后重重地叹了口气：“江南士绅，久享太平，早已忘了唇亡齿寒的道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