程佩珊比李云龙想象中还要年轻，约莫三十出头，齐耳短发，穿着合体的灰色列宁装，鼻梁上架着一副细边眼镜，气质文雅干练，但眼神清澈坚定，言谈间逻辑清晰，对国际纺织业动态和数据信手拈来。
在东北局的一间小会议室里，李云龙、赵刚和她进行了首次会面。
“李组长，赵政委，”程佩珊的声音清晰平稳，“接到任务后，我初步梳理了情况。目前国际上，成衣制造确实在向东亚转移。日本承接了大部分中高端订单，但劳动力成本也在快速上升。香港、台湾地区以及韩国，正在争夺中低端市场。我们的优势在于：第一，劳动力成本极低；第二，政治稳定，工人组织度高，能保证交货期和基本质量；第三，大连港条件优越，海运成本有竞争力。劣势在于：我们完全缺乏现代成衣制造的经验、技术、管理标准和国际市场信誉，几乎没有一家工厂能完全达到欧美买家的基本验厂标准（如厂房安全、消防、基本劳动条件等）。”
李云龙听得认真：“程副局长，你就直说，要干成这事儿，最要紧的是哪几步？”
程佩珊显然早有准备，翻开笔记本：“第一步，也是当前最急迫的，是**‘眼睛向外’和‘练好内功’并行**。我请求立刻带队南下，以学习‘沿海地区发展地方工业经验’为名，实地考察广州、佛山、汕头，特别是珠江三角洲靠近香港的一些公社和生产队，他们已经在承接香港小商人的简单‘发外加工’，比如缝制手帕、编织藤器、组装塑料花。我们要亲眼看看他们是怎么接单、怎么组织生产、怎么进行最简单的质量控制、怎么结算的。同时，在大连，必须立刻选定一两家基础相对较好的纺织厂或服装社，按照初步了解的国际要求，进行**生产环境和管理的初步改造**，哪怕只是粉刷墙面、清理消防通道、划分生产区域、建立简单的计件和质检制度。这需要投入，但这是敲门砖。”
“第二步，**找到可靠的‘桥梁’和‘老师’**。”她继续道，“霍英东先生是理想的引荐人，但他需要明白我们的具体需求——不仅仅是介绍客户，最好能引荐一两家有信誉、有意开拓内地加工业务的香港中型成衣贸易公司或制造商。他们可以提供最初的订单、样品、部分关键辅料（如拉链、纽扣）、以及最基础的技术指导和验收标准。我们可以用优惠的加工费和良好的配合度作为交换，甚至可以在最初一两单不赚钱或少赚钱，目的在于建立关系，学习流程。”
“第三步，**政策与机制的突破**。”程佩珊看向赵刚，“这需要上级授权。我建议在大连划定一个临港的、相对独立的区域，试行特殊的‘出口加工管理暂行办法’，内容应包括：简化这类加工贸易的审批手续；允许外汇收入按较高比例留成给地方和企业，用于进口必要的设备和技术；对用于加工出口的进口原料、辅料实行保税或退税；赋予试点企业更大的用人、分配和管理自主权。同时，必须建立严格的监管和审计制度，防止走私和外汇流失。”
李云龙听得频频点头，这女同志思路清楚，胆大心细。赵刚更是目露赞许：“佩珊同志考虑得很周全。南下考察，我批准，由你带队，配两名懂业务、机灵的干部。大连这边的试点厂改造和特殊政策研究，立即启动，李组长坐镇协调。与霍先生的联系，我来安排，用最安全的渠道。”
小主，
他顿了顿，补充道：“记住，我们这一步，不仅仅是为了赚取外汇。更深层的目的是：第一，探索在计划经济框架下，融入国际分工体系的可行路径；第二，通过‘干中学’，快速培养我们自己的轻工业技术工人、管理人才和外贸人才；第三，为将来可能更广泛的技术和设备引进，积累商业信誉和外汇储备。所以，**首战必胜，必须做出样板！**”
程佩珊郑重地点头，眼中燃起斗志。
程佩珊的南下考察，更像是一场紧张而高效的“地下取经”。她们以“东北地方工业考察团”的普通身份，在广东省轻工业厅同志的陪同下，走访了多个有来料加工业务的社队企业和街道小厂。
在广州郊区的一个公社缝纫社，程佩珊看到了最原始的模式：几十台老旧的家用缝纫机挤在通风不良的平房里，女工们按照香港商人提供的纸样和布料，缝制简单的棉布衬衫。香港老板每隔一段时间来收一次货，按件支付工钱，原料和销路完全由港商掌握。条件简陋，质量不稳定，但确实能赚到一些加工费，更重要的是，让程佩珊直观地看到了订单如何转化生产指令、如何进行最原始的计件管理和质量抽查。
在佛山一家稍大些的服装加工厂，她见到了香港派来的“师傅”——一位四十多岁的老师傅，负责指导裁剪和关键工序，带来了更规范的工序卡和质量标准卡。工厂的管理者已经开始有意识地划分裁剪、缝制、熨烫、包装等不同区域。程佩珊仔细询问了老师傅关于针距、线头、尺寸公差、包装方式等具体细节，并索要了一些空白表格的样本。
通过当地干部的私下引荐，她们甚至接触到了一两位常往来粤港的“中间人”。从他们口中，程佩珊了解到更多香港成衣业的运作模式：大的洋行或品牌商下订单给香港的贸易公司或制衣厂，后者再将部分工序或低端产品发包到内地。价格压得很低，但对交货期和最低质量要求很严格。中间人暗示，如果内地有可靠的、规模更大的、条件更好的厂子，他们很乐意牵线，因为香港的人工和地价也越来越贵。
“关键是信用和可控。”一位中间人抽着烟，坦诚地说，“老板们最怕的是货不对板，或者工期一拖再拖，耽误了船期，要赔大钱的。内地这边……以前打交道少，规矩不太一样，所以一开始都很小心，订单量小，条件苛刻。”
程佩珊将所见所闻、所感所思，写成了一份详尽的考察报告，通过保密渠道发回沈阳。报告不仅描述了现状，更尖锐地指出：这种原始的、完全受制于人的加工模式，利润极薄，技术提升缓慢，且容易因港商转移订单而陷入困境。大连的试点，绝不能停留在这种层次，必须从一开始就瞄准**更高的起点**——争取直接与有信誉的香港中型制衣厂或专业贸易公司建立长期合作关系，引入相对先进的管理和部分关键技术，生产有一定复杂度和质量要求的成衣（如夹克、裤子、连衣裙），逐步建立自己的生产管理体系和质量控制能力，最终目标是形成能够独立接单、具备一定开发能力的出口基地。
就在程佩珊在南方“取经”的同时，李云龙在大连掀起了另一场风暴。他选定了大连纺织厂的一个旧车间作为首个试点，这个决定遭到了厂里一些老资历干部的强烈反对。
“李组长，那是我们最好的织布车间之一！改成做衣服？那是裁缝铺子的活儿！我们是大厂，要为国家生产重要的棉布！”老厂长梗着脖子。
李云龙眼睛一瞪：“重要？现在仓库里积压的棉布卖不出去，发不出工资，就不重要了？裁缝铺子的活儿？我告诉你，就是这裁缝铺子的活儿，做好了，能换来外汇，能买回咱们急需的机器零件！这是政治任务！你干不了，就让能干的来！”
他以铁腕手段，强行腾空车间，按照程佩珊传回的最基本要求，组织人手进行改造：粉刷墙壁，清理所有杂物，划分出清晰的原料区、裁剪区、缝制流水线、检验区、包装区；检修电路，配备消防器材；拆除老旧的不合规设备，清点可用的缝纫机。同时，他从全市范围抽调了几名有裁剪经验的老师傅和一批年轻、手巧、文化程度相对较高的女工，组建了第一支试点队伍，由他亲自进行“战前动员”。
“姐妹们，同志们！”李云龙站在还有些凌乱的车间里，对着几十张或好奇、或忐忑、或不服气的面孔，大声说道，“别看现在这里乱，将来，这里就是咱们国家赚取外汇、学习本事的一个‘特区’！你们手里缝的不是普通的衣服，是通往世界的‘门票’！可能一开始很难，规矩多，要求高，但咱们中国人，什么时候怕过难？当年咱们能在冰天雪地里跟美国鬼子拼命，现在就能在缝纫机前，把衣服做得漂漂亮亮，让外国人挑不出毛病！这是为国争光的新战场！有没有信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