波兰指派的两位工程师终于抵达。一位是老成持重的机械专家科瓦尔斯基，一位是年轻些的电气工程师诺瓦克。语言障碍依然存在，但有了之前姜工等人的基础，加上实物比划和简单的图纸，沟通顺畅了许多。科瓦尔斯基对谭师傅团队自制的替换件赞不绝口：“了不起！没有原图纸，能做出这样的齿轮！虽然精度差一点，但思路是对的！”诺瓦克则对姜工重新梳理的电路既惊讶又佩服：“你们把英国的老电路和苏联的元件结合起来了？这个改造很……大胆，但看起来有效。”

中外技术人员围着机器，拆解、测量、讨论、试验。中国技术人员如饥似渴地学习着波兰工程师带来的、虽然有限但更系统的设备原理知识；波兰工程师也惊讶于中国同行在极端条件下的动手能力和解决问题的“土办法”。一种基于共同攻克技术难题的、朴素的职业友谊在油污和汗水中萌芽。

李云龙看到机器转起来，稍微松了口气，但他知道，这仅仅是开始。要让这些设备稳定生产出合格的纱线，形成真正的产能，还有很长的路要走。更重要的是，纺出的纱线用来做什么？现有的试点车间以成衣为主，对纱线的需求有限且要求不高。如果这些“铁马”不能生产出有市场竞争力的产品，它们就只是昂贵的摆设。

他想到了程佩珊。她不是在平壤搞服装吗？也许可以尝试用这些初步恢复的波兰设备，生产一些特定规格的纱线，供平壤的服装厂使用，既检验设备能力，又形成内部协作。他立刻将这个想法通过保密渠道与程佩珊沟通。

与此同时，“海鸥计划”有了突破性进展。在吸收了波兰细纱机部分传动原理后，谭师傅团队设计的“土制半自动绕线机”原型机终于组装完成。它看起来简陋无比，主体框架是用角铁焊的，传动用的是废旧自行车链条和齿轮，动力是一台拆下来的小电机，控制系统更是几组手动开关和限位器。但就是这台“丑小鸭”，在测试中，成功地将纱筒上的纱线以基本均匀的张力缠绕到梭芯上，效率是纯手工的三倍，而且故障率……居然不太高！

“成功了！咱们的‘海鸥三号’！”车间里再次欢腾。李云龙看着那台哐当作响但确实在工作的机器，心中涌起一股难以言喻的自豪。这不再是简单的仿制，而是基于理解后的创造，尽管它还非常原始。

他立刻下令：“改进！给我可劲儿改进！把噪音降下来，把稳定性提上去！然后，小批量做几台，放到车间里试用！看看能不能把咱们钉扣、绕线这些辅助工序的效率都提起来！” 他知道，这种不起眼的小改进累积起来，对整体生产效率和成本控制的意义，可能不亚于引进一台大设备。

平壤，伊万诺夫专家的“关切”并未因程佩珊的低调而减少。相反，他似乎对清津厂那个“TC-1型温度控制系统”产生了持久的兴趣。他再次“顺路”来访，这次没有过多批评，反而提出了一个“建设性意见”。

“程同志，朴同志，”伊万诺夫指着那套土制装置说，“你们的创新精神值得肯定。不过，单打独斗效率太低。我们苏联，在自动化控制领域有深厚的理论基础和工程实践。如果你们有兴趣，我可以向莫斯科申请，派遣一两名这个领域的年轻专家，来与你们进行短期的‘技术交流’，帮助你们完善这个系统，使其更可靠、更符合现代工业标准。当然，这完全出于同志式的帮助，不附带任何条件。”

这个提议，让程佩珊和朴成浩都愣住了。苏联专家主动提出技术帮助？这在以前是不可想象的。但程佩珊立刻警醒：这真的是“同志式帮助”吗？还是另一种形式的监控和渗透？让苏联专家深入参与这套基于自主摸索的系统，核心技术思路岂不是完全暴露？而且，一旦苏联专家介入，这套系统未来的发展方向，还能由中朝双方自主决定吗？

她迅速权衡利弊，然后微笑着回答：“非常感谢伊万诺夫同志的好意！这体现了苏联老大哥无私的国际主义精神。不过，目前这个系统还非常粗糙，处于试验阶段，恐怕会浪费苏联专家的宝贵时间。我们想先自己再多做一些基础性试验，把问题暴露得更充分一些，等有了更明确的技术难点，再向苏联专家请教，可能效果会更好。您看这样可以吗？”

委婉但坚定地拒绝了。伊万诺夫脸上掠过一丝不易察觉的失望，但很快恢复了常态：“当然，尊重你们的安排。随时欢迎你们提出需求。” 他离开时，似乎无意中提到，他近期可能要去北京出差，与中国轻工业部的同行“交流经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