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朴成浩被这个构想深深吸引。这超越了单个项目的合作，指向了一种更持久、更深入的能力共建。他立刻行动起来，利用新职务的便利和之前积累的人脉，悄悄联络了六七位志同道合的朝方技术员和工程师。第一次非正式的“研讨会”在一个周末的晚上，借用了朴成浩一位亲戚家的空房举行。程佩珊以“顾问”身份参加，分享了“海鸥计划”中绕线机研发遇到传动精度问题的案例，以及大连在修复日本发动机时对密封技术的需求。朝方技术人员则带来了他们最近从一份东德技术简报中看到的关于“小型液压传动在轻工机械中的应用”的模糊信息，以及一份苏联橡胶教材中关于硫化反应动力学的复杂公式。

讨论热烈而专注，暂时抛开了意识形态的桎梏和官僚体系的掣肘，回归到纯粹的技术探索。一种基于共同专业兴趣和攻坚使命的朴素联盟，在平壤的夜色中悄然萌芽。

就在这个“技术互助同盟”悄然孕育时，一个意外的消息传来：苏联专家伊万诺夫接到调令，即将结束在朝鲜的任期，返回莫斯科。接替他的，是一位更年轻、据说背景更“纯粹”的专家，但具体信息不详。

伊万诺夫的离任，让程佩珊稍微松了口气，但也让她警惕。这位精明而固执的苏联专家，虽然带来了不少压力和麻烦，但他的行事风格和关注点相对可预测。新来的专家会是什么样？是更温和，还是更强硬？是继续紧盯技术合作中的“政治正确”，还是有新的任务？这为平壤的项目带来了新的不确定性。

霍启明从冲绳事件的惊险中恢复过来，更加谨慎地经营着“信天翁贸易”的网络。与杰克·陈那条线的彻底切断，并未影响公司其他业务的正常进行。相反，随着大连产品质量的稳步提升和品种的有限增加（开始尝试少量自产纱线面料的工装），来自东南亚的订单在缓慢而稳定地增长。霍启明开始有意识地引导客户，从单纯的价格竞争，向注重质量、交期和特殊工艺能力的方向发展。

一天，他接待了一位来自新加坡的华商，对方主要经营航运配件和二手船舶物资。闲谈中，这位商人提到一个信息：最近国际市场上，出现了一些**来自东德和捷克斯洛伐克的、相对较新的二手机床和工业仪表**在寻找买家，价格比西欧同类产品低不少，但要求用硬通货或特定消费品交换。据说，这些设备是东欧国家工厂升级换代淘汰下来的，状态不错，且有部分技术文件。

“哦？具体是哪些类型的机床？”霍启明不动声色地问。

“主要是些中小型的车床、铣床、磨床，还有一些测试仪器。对了，好像还有几台专用的齿轮加工机床，虽然旧了点，但保养得挺好。”新加坡商人说，“霍先生有兴趣？我可以帮忙牵线，不过那边对交易方式有点特别，喜欢用实物抵一部分，尤其是……质地好的棉纺织品或者皮革制品。”

霍启明心中一动。齿轮加工机床！这不正是大连那边在修复发动机、推进“海鸥计划”甚至未来“实验区”梦寐以求的关键设备吗？东德的机械制造水平在社会主义阵营内是领先的，其二手设备的技术价值可能远超日本那些战前老货。

他仔细询问了更多细节，并索要了部分设备的模糊照片和简要参数。送走客人后，他立刻将这一情报加密报告沈阳，并附上自己的初步判断：此渠道可能比波兰易货更直接触及精密机械领域，且对方有明确的以货易货倾向（利于我们），值得尝试接触。但需警惕是否为苏联主导的另一个试探。

几乎与此同时，霍启明通过航运界的关系，捕捉到另一条模糊的信息：美国的一些造船厂和航运公司，正在大量淘汰一批五六十年代建造的中小型货轮和油轮，这些船只的船体尚可，但发动机和部分设备老旧，拆解价值大于运营价值。其中一些船只的拆解工作，可能会外包给日本或台湾的船厂，届时会有大量二手船用设备（包括不同型号的柴油机、发电机、泵阀、甚至导航设备）流入市场。

这条信息让他想起了大连对船舶动力的渴求。虽然从日本弄到了两台旧发动机，但毕竟是杯水车薪，且技术落后。如果能有渠道，接触到这批美军淘汰船只上拆下来的、型号更统一、技术状态可能更好（因为有相对完善的服役记录和维护）的船用设备，哪怕同样是二手货，价值也完全不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