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熠城的夏天到了最燥热的时候。

格物院后院的槐树叶子被晒得打了卷，

知了声嘶力竭地叫着，

一声叠着一声。

但新落成的藏书楼里却颇为凉爽——青砖厚墙挡住了暑气，

高窗通风，

架上万余卷书籍散发出陈年纸张特有的清凉气息。

此刻，

楼内三层东区却弥漫着一种不同寻常的凝重。

长条木桌旁围坐着十余人。

首座是崔令姜，

她着一身素青布衣，

头发用木簪松松绾着，

面前摊开着一叠厚厚的稿纸。

左手边是郑攸，

这位老臣今日特意穿了正式的儒服，

花白胡须梳得整整齐齐，

神情肃穆。

右手边是陈观，

年轻的脸上满是郑重，

握笔的手指因为用力而微微发白。

其余人，

有白发苍苍的前朝遗老，

有通过科举新晋的年轻史官，

甚至还有两位曾在谢知非麾下担任文书的旧吏——是崔令姜亲自去信请来的。

“今日起，

《熠朝开国史》正式开修。”

崔令姜开口，

声音在寂静的书楼里清晰可闻，

“诸位皆知修史之重。

史笔如铁，

一字一句，

皆关后世对这段岁月的评判。

故今日首议——修史之原则。”

她顿了顿，

目光扫过众人：

“我提三条，

请诸位共议。”

“第一，

求真。

不因胜者而讳败，

不因尊者而隐过。

雍朝何以亡？

新朝何以立？

战事如何起？

死伤几何？

——皆需据实而书。”

“第二，

求全。

不止记帝王将相，

亦记士卒百姓。

雍北关下一万一千三百二十七人，

有名者书其名，

无名者记其数。

战后流离之家，

废墟新生之民，

亦当入史。”

“第三，

求公。

不囿于一家之见，

不固于一派之言。

今日在座，

有旧朝老臣，

有新朝俊彦，

亦有……曾效力他方之士。

望诸位各陈所见，

互补所缺。”

话音落，

楼内一片死寂。

郑攸手中的茶盏微微颤抖，

茶水漾出几滴，

在桌上洇开小小的湿痕。

他抬起眼，

看向崔令姜，

嘴唇动了动，

终究没说出话来。

反倒是左手边那位谢知非旧吏——姓周名砚，

年约四十，

面容清癯——先开了口：

“崔先生之意，

是要将谢公之事……也写入正史？”

“是。”

崔令姜点头，

“谢知非其人其事，

是这乱世不可或缺的一环。

他的抱负、他的手段、他的结局，

皆当如实记录。”

“可他是逆臣！”

一个年轻史官忍不住道，

“陛下以仁德立国，

岂容……”

“正因陛下以仁德立国，

才更需记下这段历史。”

崔令姜打断他，

声音平静却有力，

“谢知非为何会走上那条路？

前朝遗民为何追随他？

他做了什么，

又做错了什么？

这些若不说清，

后世只会臆测，

只会将这段岁月简单化为‘正邪之争’。”

她看向周砚：

“周先生，

你曾随谢知非多年。

今日请你来，

就是希望你能说出那段历史——不是为他辩白，

是为让后人明白，

乱世之中，

人人皆有不得已。”

周砚沉默良久，

缓缓起身，

朝崔令姜深揖一礼：

“崔先生胸襟，

周某……感佩。”

他重新坐下，

从怀中取出一本泛黄的笔记：

“这是谢公生前口述，

由我记录的《观星阁遗事》。

里头有他的身世，

有观星阁的传承，

也有他……为何要颠覆雍朝的缘由。”

他将笔记推到桌中：

“今日起，

我便以此为本，

如实撰写谢知非传。

功过是非，

留与后人评说。”

郑攸终于开口，

声音沙哑：

“那……雍朝末帝呢？

那些昏聩的决策，

那些荒唐的宫闱之事……”

“记。”

崔令姜一字一句，

“雍朝何以从盛世走向腐朽，

每一步都当记清。

但记时需有分寸——不猎奇，

不渲染，

只述事实。”

她翻开面前的第一页稿纸，

上面已写下一行字：

“雍朝三百年，

至末帝承平年间，

朝政废弛，

门阀弄权，

边患日亟……”

笔锋端正，

墨色沉着。

“就从这里开始。”

她说。

………………

消息传到宫中时，

卫昭正在批阅沧州水渠的工图。

小主，

王石头低声禀报完，

小心翼翼观察着皇帝的脸色。

出乎意料，

卫昭只是顿了顿笔，

便继续在图上一处标注尺寸，

头也不抬地问：

“她真这么说了？

要记下所有的败仗、死伤、甚至……失误？”

“是。”

王石头低声道，

“郑攸老先生当场脸色就变了，

说这是要‘自曝其短’，

恐损陛下威德。”

卫昭放下笔，

靠向椅背，

揉了揉发痛的肩。

窗外日头正烈，

将庭院里的青石板晒得发白。

蝉鸣声从槐树林里涌来，

像潮水般一阵接一阵。

“这就是我认识的崔令姜。”

许久，

卫昭缓缓道。

王石头愕然抬头。

“仗打完了，

天下定了，

接下来最难的就是这件事——怎么告诉后人，

这一切是怎么发生的。”

卫昭望向窗外，

目光悠远，

“如果只记胜仗，

只记功勋，

只记朕如何英明神武……那这段历史就是假的。

后人看了，

只会觉得开国容易，

守国更易，

然后轻飘飘地重蹈覆辙。”

他站起身，

走到窗前：

“朕记得在栾城时，

因为误判敌情，

折了三百弟兄。

张焕当时红着眼问朕，

‘将军，

这些人白死了吗？’

朕说不会。

可怎么让他们不白死？

就是把教训记下来，

让后人不再犯同样的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