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来的火车是半夜到的保定。

张一刀拎着帆布工具袋走出站台时，北方的寒气像一记耳光，打得他浑身一激灵。他紧了紧旧棉袄的领子，哈出的白气在昏黄的路灯下糊成一团。

站外停着三辆解放卡车，没开大灯，只亮着微弱的示宽灯。一个穿军大衣的干部站在车旁，手里拿着名单，借着火柴的光核对。

“上海，张国庆？”干部抬头问。

“是我。”张一刀上前。他的本名没几个人叫，厂里都叫他“张一刀”——八级钳工，车螺纹一刀到底，精度能到头发丝的三分之一。

干部在名单上打了个勾：“上车，第三辆。”

卡车篷布遮得严严实实。张一爬上车厢，里面已经坐了七八个人。黑暗中看不清脸，但能闻到熟悉的机油味、铁锈味，还有长途火车带来的汗酸味。

没人说话。

车开了。颠簸得很，在坑洼的土路上咣当咣当响。张一刀靠着车厢壁，闭上眼睛。工具袋搁在腿上，很沉——里面是他的全部家当：卡尺、千分尺、刮刀、锉刀，还有那把跟了他二十年的德国造游标卡尺，用红绸布包着，像供着祖宗。

他不知道要去哪，要干啥。

三天前，厂党委书记把他叫到办公室，门关死，窗帘拉严，只说了一句话：“老张，国家有个紧急任务，需要你。去多久不知道，干什么不能说。去不去？”

他问：“给钱吗？”

书记摇头：“没有奖金，没有补贴，可能……连名字都不能留。”

他又问：“重要吗？”

书记看着他，眼睛很红，像熬了好几夜：“比你命重要。”

他就来了。

卡车开了大概两小时，停在一片荒地里。四周黑漆漆的，只有远处几栋厂房的轮廓，窗户都用黑布蒙着，透不出一点光。

“下车，排队。”

张一跟着人群走。脚下是冻硬的土地，硌脚。远处有狗叫，很凶，但很快被人呵斥住了。

他们被带进一个巨大的车间。

门一开，热气扑面而来——不是暖气，是机器的热气。车间里灯火通明，几十盏大瓦数的灯泡吊在屋顶，照得人睁不开眼。

张一眯着眼适应了一会儿，才看清。

车间很大，足有足球场那么大。但空荡荡的，只在中央摆着几台机床：一台老式龙门刨，漆都掉光了；一台落地镗，看样子是苏联援建时留下的；还有几台普通车床，擦得锃亮，但型号很旧。

这就是全部家当。

“同志们。”

一个声音从前面传来。是个戴眼镜的中年人，穿中山装，脸色疲惫，但声音很洪亮：“我叫王建国，是这里的负责人。欢迎你们——来自上海、沈阳、哈尔滨、武汉的顶级师傅们。”

他顿了顿，环视所有人。

“我知道你们有很多疑问：这是哪？要干什么？干多久？”他摇头，“这些我都不能回答。我只能告诉你们一件事——”

他指了指车间中央。

那里，用帆布盖着个巨大的东西，像座小山。

“那里面，是一个零件。”王建国说，“一个很大、很精密的零件。大到现有的设备加工不了，精密到全国没几个人能干。”

他走到帆布旁，抓住一角，用力一扯。

帆布滑落。

露出里面的东西。

是个巨大的金属半球——确切说，是半球的一部分，像被切了一刀的西瓜。直径大概有三米，壁厚看不出来，但表面是粗糙的铸件，坑坑洼洼，还带着浇铸时的毛刺和沙眼。

在灯光下，这玩意儿泛着灰暗的铁青色，像个死掉的巨兽的颅骨。

车间里一片吸气声。

“老天爷，”张一身边一个东北口音的老师傅嘀咕，“这啥玩意儿？锅炉？”

“不像，”另一个说，“锅炉没这么厚。”

王建国走到半球旁，拍了拍——声音很闷，沉沉的。

“这是某大型设备的关键部件，”他说，“材料是特种钢，硬度高，韧性好，但加工难度极大。技术要求：内球面曲率误差不超过0.05毫米，表面光洁度达到镜面级别。”

0.05毫米。

不到一根头发丝的直径。

张一的心脏，重重跳了一下。

“现有的万吨水压机在江南厂，运不过来。进口的数控机床……我们没有。”王建国看着所有人，“我们只有这些。”

他指了指那几台老机床。

“还有各位师傅的手，和脑子。”

车间里安静得能听见呼吸声。

“工期，”王建国继续说，“一个月。三十天，从毛坯到成品。晚一天，可能……就会死很多人。”

他没解释为什么会死人。

但所有人都懂了。

张一感觉到自己的手在微微发抖——不是怕，是兴奋。干了三十年钳工，没见过这么难的活儿，这么大的玩意儿，这么离谱的要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