声音很轻。

轻得几乎听不见。

下午是体能训练。

五公里越野。石头跑在队伍中间，呼吸粗重，肺像要炸开。脚上的胶鞋磨脚，后跟已经起了水泡，每跑一步都疼。

但他没停。

只是跑。

脑子里却还在想那个密封结构。想他昨晚的计算。想李教员那句“你有什么资格”。

资格。

什么是资格？

跑完了。

他瘫倒在操场上，仰面朝天。天空还是灰的，没有云，也没有太阳，就是一片无边无际的、沉闷的灰。

汗水流进眼睛，刺痛。

他闭上眼。

晚上，自习室。

石头摊开信纸。

给父亲写信。

他写了很多。写课堂上的事，写李教员的话，写自己的计算，写那份“多余”的密封圈。写到最后，他笔尖停住了。

犹豫了很久。

才写下最后一句：

“爸爸，您说过路不止一条。可为什么在这里，我只能沿着画好的路走？”

写完了。

他看了三遍。

然后折好，塞进信封。贴上邮票——邮票是学校小卖部买的，最普通的那种，天安门图案，八分钱。

他拿着信，走到教学楼外的邮筒前。

绿色的铁皮邮筒，立在路灯下。投信口是条窄缝，黑漆漆的。

他站在那儿，站了很久。

夜风吹过来，很凉。他打了个哆嗦。

然后，他把信投了进去。

“咚。”

很轻的一声。

信落进去了。

消失在黑暗里。

他转身往回走。

走到宿舍楼下时，他抬头看了看。

三楼，307，窗户亮着灯。陈建国应该还在看书。

他又摸了摸口袋。

里面有个硬硬的东西——是那个铁皮糖果盒，空的，但他一直带着。

他拿出盒子，打开。

里面只有一张折好的糖纸，透明的，已经旧了。

他看了会儿。

然后合上盒子，放回口袋。

上楼。

脚步很慢。

一步，一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