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是饿不死的饭碗。”周明认真说，“直播能火的有几个？再说，你们说的那些游戏主播，背后也得懂电脑、懂网络、懂怎么跟人打交道，那也是技术。咱们平台现在也有新媒体运营、电商客服的培训，没那么枯燥，你们试过吗？”

几个人摇头。周明记下他们的联系方式：“这样，我帮你们问问。有几个新开的培训项目，可能对你们路子。去试试，不花钱，就当玩。真不行再说。年轻，啥不能试试？”

离开小区，周明心情有些沉重。平台帮助了很多中老年工人转型，但对这些“脱嵌”于传统产业体系、又未能顺利融入新经济的年轻人，似乎缺乏足够的吸引力。培训内容、教学方式、激励手段，可能需要更精细化的设计。这不仅仅是就业问题，更是社会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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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给平台运营负责人发了条信息：“周一开会，专题研究如何吸引和留住青年劳动者参与技能培训。重点：培训内容与新兴行业对接、教学方式创新（如游戏化学习）、短期见效的激励机制。可邀请年轻人代表参与讨论。”

改革，不仅要关注“存量”的转型，也要关注“增量”的融入。这或许就是下一步需要深化的方向。

未来城，“复兴办”。

高悦来了。她不是来找父亲，而是应“复兴办”政策研究组的邀请，来参加一个小范围的“青年科技工作者座谈会”。会议主题是：在实现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的进程中，青年科研人员面临哪些具体困难？需要怎样的制度环境？

参会的有来自高校、研究所、企业的十多位年轻科研骨干，年龄都在三十五岁以下。高晋作为旁听者，坐在会议室后排。

讨论很热烈。一位做基础数学研究的博士抱怨：“评价体系还是太看重论文数量和影响因子，逼着人做‘短平快’的研究。像我们这种可能十几年都出不了重大成果，但一旦突破就是奠基性工作的领域，年轻人很难坚持。”

一位在企业研究院工作的工程师说：“企业研发压力大，考核跟市场效益直接挂钩。我们想做一些前沿探索，但资源往往向能快速产品化的项目倾斜。‘无人区’探索，风险太高。”

高悦也分享了她的体会：“做自主科研基础设施建设，最大的挑战是‘费力不讨好’。建数据库、定标准、开发开源工具，这些工作成果很难用一篇顶尖论文来体现，在职称评定、项目申请中不占优势。但如果没有这些基础，很多上层创新就是空中楼阁。我们需要新的评价维度，来认可这类‘支撑性’‘基石性’工作的价值。”

她还提到国际合作的微妙性：“我们想平等合作，但有时对方还是带着‘施舍’或‘警惕’的心态。比如我们邀请他们参与标准讨论，他们第一反应往往是‘你们为什么要另搞一套？’ 建立学术信任，比攻克技术难题有时还难。”

座谈会开了三个小时。高晋在笔记本上记满了要点：评价体系改革、稳定性支持机制、包容失败的文化、国际学术话语权建设、青年科研人员的住房生活压力……

散会后，高悦走到父亲身边：“爸，您觉得我们说的，有用吗？”

高晋合上笔记本：“非常有用。改革不能闭门造车，尤其科技改革，必须听一线科研人员的声音。你们提到的很多问题，比如评价体系，不仅科技界存在，其他领域也存在。这是系统性问题，需要系统性地解决。”

他看看女儿，眼中带着鼓励：“你们这代科研人，见识广、思维活、敢直言。这是好事。国家的发展，需要你们不仅贡献聪明才智，也要贡献批判性思考和建设性意见。”

高悦点点头：“我们也就是发发牢骚，关键还是得自己做出东西来。”

“牢骚要听，但最终要落在‘做出东西’上。”高晋微笑，“你那个数据集，什么时候发布第一批？”

“下个月。正在做最后的质量复核。”

“好。到时候告诉我，我给你转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