几经煎熬与谋士密商，孟知祥最终想出了一个“折中”之策。

他并未直接向洛阳的张子凡发难，而是派出规格极高的使团，携带重礼与一封言辞恳切却又暗藏机锋的国书，前往长安。

国书之中，孟知祥极尽谦卑，称颂秦王林远“功盖寰宇，德被苍生”，是“中原正统之砥柱，天下安危所系”。他表示，蜀地愿“永奉秦王为‘道明清一正直皇’，执弟子礼，岁岁朝贡，不敢有违”。但同时，他也明确表示，蜀地将“不预洛阳朝会，不受张氏号令”。

这“道明清一正直皇”的称号，古怪拗口，显然是临时拼凑，既有尊奉，又刻意模糊了君臣名分，更将林远抬到了一个近乎超然“共主”的虚位上。其核心意图昭然若揭。

随后不久，在精心筹备后，孟知祥于成都祭天告祖，自立为帝，国号仍为“蜀”，改元明德。登基大典刻意低调，未发檄文声讨中原，只强调保境安民，延续蜀地繁华。其姿态，始终是“在林远之下”的“偏安一隅之帝”。

称帝后的孟知祥，并未感受到太多君临天下的快意，反而陷入了更深的心惊胆战。

他日夜忧虑长安的反应，担忧洛阳的讨伐，更害怕自己这步险棋会成为蜀地祸乱的根源。在这种巨大的精神压力下，本就衰弱的身体迅速垮塌。称帝不过数月，孟知祥便在忧惧交加中病逝于成都皇宫，临终前，眼神中充满了不甘与深深的忧虑。

其子孟昶即位，尊孟知祥为高祖，上谥号“文武圣德英烈明孝皇帝”。

孟昶年少继位，深知父亲这“称帝”之举留下的烂摊子危机四伏。他比其父更加务实，也更懂得隐忍。遵照孟知祥遗诏，孟昶在丧期过后，便亲自率领庞大使团，携带更加丰厚的贡品，以及父亲那份充满无奈与算计的“遗诏”，远赴长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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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安，秦王府。

面对亲自前来的孟昶，以及那份将蜀帝之位“恳请”秦王“册封”的遗诏，林远心中颇为复杂，亦感无奈。

孟知祥这一手，以退为进，以尊奉为枷锁，将难题抛给了他。若断然拒绝，不承认孟昶的帝位，等同于逼反新继位、态度尚可的蜀主，蜀地必生动荡，战火重启，非他所愿。若承认，则等于默许了蜀地脱离中原朝廷体系，进一步加剧分裂。

权衡再三，考虑到蜀地百姓的安宁与当前战略重心仍在北方，林远最终选择了务实。

他接见了孟昶，好言抚慰，并“顺应”孟知祥遗愿，“册封”孟昶为“蜀地之帝”，承认其对蜀地的统治权，同时重申了蜀地对秦国的“尊奉”关系。这“册封”虽无多少实际约束力，却给了双方一个都能下的台阶。

孟昶感激涕零，连连叩谢，心中一块大石落地。为表“忠心”与进一步巩固这脆弱的纽带，孟昶此行，还带来了一份特殊的“礼物”。

不仅有蜀地的奇珍异宝、精美丝绸，更有数十名随行的女子。

其中，有孟知祥最小的女儿，年方十五的孟灵姝，容貌清丽，气质婉约；更有从蜀地益州、梓州等繁华之地精心挑选的名门望族之女数人，皆精通琴棋书画，熟谙典章礼制；此外，还有十名色艺双绝的乐舞女子。

孟昶的用意，不言自明。将这些女子送入秦王府，名义上是“为秦王殿下充实宫闱，彰显蜀地文华”，实则是想通过联姻和安插眼线，将蜀国的利益与秦王府更紧密地捆绑，并在秦王府内部形成一个潜在的“蜀系”小圈子，既能探听消息，也能在关键时刻施加影响。孟灵姝的宗室身份，更是加重了这份“礼物”的政治分量。

看着殿下这群或羞涩、或端庄、或妩媚的蜀地女子，林远一阵无语。他自然明白孟昶的算计，这等于是将政治交易的筹码直接送到了他的寝榻之侧。

最终，他只能无奈地挥挥手，命人将这些女子暂且安置，依制给予“良娣”等名分。

消息传至洛阳，张子凡对此并无太大反应，只私下给林远写了一封信，信中语气平淡：

“孟氏小儿，伎俩而已。林兄酌情处置即可。蜀地百姓能得安息，便是大善。我如今，要紧的是对付石敬瑭。”

他将目光，牢牢锁定在了北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