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个字歪歪扭扭的，像是不太识字的人刻上去的。没有生卒年月，没有立碑人，就光秃秃的三个字，连“之墓”都没写。

我正盯着这块木板看的时候，突然听见身后传来一声很轻很轻的叹息。

那声音近得就像有人贴着我的后脑勺在叹气。我浑身上下的汗毛噌地全竖了起来，心脏像被人攥住了一样猛地一缩。我本能地想回头，脑子里却猛地炸响了陈伯的话——“千千万万莫回头”。

小主，

我死死咬住后槽牙，硬生生地把转了一半的脖子拧回来，像根木头一样杵在原地，一动不敢动。风从山上吹下来，吹得路两边的茅草哗哗作响，那风声里裹着什么别的声音，像是有人在叫我的名字，又像是有人在笑。我竖起耳朵听了半天，总算确定了一件事——那个声音不是从我身后来的，是从路两边的坟里来的。

我拔腿就跑。

等我冲到山脚下的时候，天已经擦黑了。我弯着腰大口大口喘气，腿软得像是被抽掉了骨头。低头一看，陈伯给我的那张黄纸符不知道什么时候从兜里掉了，桃木棍子还在手里攥着，硌得手心一片通红。那包朱砂倒是还在，只是纸包已经被汗水洇湿了，红了一片。

陈伯在路口等着我。他一看到我的脸色，二话没说，转身就走。我追上去问他怎么了，他头也不回地说：“你身上已经带东西了。”

“什么东西？”

“你自己不晓得？”他猛地停住脚步，转过身来看着我，“你有没有在那个路上拿过什么东西？”

我想了想，摇头说没有。

“那有没有什么东西碰过你？”

我又想了想，想到了那双搭上我肩膀的手。但我实在不敢说，因为我怕说出来了，一切就都成了真的。我只是摇了摇头。

陈伯盯着我看了几秒钟，忽然叹了口气，声音低得像蚊子叫：“算了。你跟我来。”

他带我去了村里的土地庙。说是庙，其实就是一个石头垒的小龛子，不到半人高，龛里面供着一块石头，石头上用红漆画了个歪歪扭扭的人脸。龛前头有个石头香炉，里面插满了烧尽的香棍。

陈伯从怀里掏出三炷香，点上，插在香炉里，然后让我跪下。我照做了。他嘴里念念有词，声音含混得像是含着一口水，我一个字都听不清楚，只偶尔能分辨出“归位”“莫跟”“送还”之类的词。

念完之后，他从香炉里抓了一把香灰，混着一碗清水，让我喝下去。那碗水的滋味我这辈子都忘不了——又苦又涩，还夹着一股烧焦的骨头味，喝下去之后嗓子眼像是被什么东西堵住了，半天说不出话。

“走吧，”陈伯说，“今天晚上你睡我屋里，我那屋子有祖宗牌位，脏东西不敢进来。”

陈伯的老屋在村尾，挨着山脚，三间土坯房，黑瓦都快掉光了。堂屋里供着陈家的祖宗牌位，三排，密密麻麻的，上面的金字已经黯淡得快要融化在黑暗里。他让我睡在堂屋旁边的厢房，自己搬了椅子坐在堂屋里守着。

我躺在那张硬邦邦的木板床上，翻来覆去睡不着。墙是土墙，灰泥抹的，年深日久，裂了好几条缝，风从缝里灌进来，呜呜地响，像什么人压在嗓子眼里的哭声。我闭着眼睛，努力让自己不去想下午的事，但越是不想，那些东西就越往脑子里钻。坟包，搪瓷缸子，木牌，叹息声……像走马灯一样在我眼前转。

迷迷糊糊地，我好像听见有人在唱歌。不是山歌，也不是流行歌，是那种很老很老的调子，像戏曲，又不像戏曲，拖腔很长，每一个字都像是含着眼泪唱出来的。我听不清歌词，但那调子钻进耳朵里，就像一根针扎进了心窝子，又酸又胀，说不出的难受。

我从床上坐起来，透过门缝往外看。

堂屋里的灯还亮着，陈伯坐在椅子上，脑袋一点一点地打瞌睡。墙上的祖宗牌位整整齐齐的，跟白天没什么两样。一切都很正常。

但那个唱歌的声音没有停，反而越来越清晰了。我竖起耳朵仔细听，终于听清了几句词：

“娘啊，莫关门，儿在门外头。儿走了一千八百里路，脚上的鞋子都磨穿了。娘啊，你把门开开，让儿再喝一口家里的水……”

我的眼泪突然就掉下来了，完全不受控制地往下掉。我不知道自己为什么要哭，这歌词听起来普普通通的，可不知道怎么回事，听到耳朵里就像有人在拿刀子剜我的心脏。我想起了很多年前去世的奶奶，想起了小时候她给我唱过的摇篮曲，想起了她临终前拉着我的手说“奶奶走了，你要好好的”……那些我以为早就忘了的画面，这一刻全翻涌上来，清晰得就像发生在昨天。

我擦了把眼泪，深吸一口气，想让自己冷静下来。就在我睁开眼的瞬间，我从门缝里看到了一个不该出现的东西——

堂屋的门槛外面，伸进来一只脚。

一只穿着绣花鞋的脚，鞋面上绣着并蒂莲，大红的底子，玫红的花瓣，在昏黄的灯光下鲜艳得刺眼。那只脚停在门槛外头，一动不动，像是在等什么人开门让它进去。

我的血一下子全凉了。

我想叫陈伯，嘴巴张开了，嗓子眼却像是被掐住了一样，发不出任何声音。我想动，身体像被钉在了床上，连手指头都弯不了。我唯一能做的就是瞪大眼睛，隔着那条窄窄的门缝，死死盯着那只脚。

大概过了有一分钟那么久，那只脚终于动了一下，往前迈了一小步。这一次，整条腿都进了门槛里面。裤腿是黑色的老式宽脚裤，裤脚上绣着一圈暗纹，看不清是什么花。那条腿白得不像话，不是正常人的白，是瓷器那种死气沉沉的白，白得发蓝，白得没有一丝血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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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后堂屋里忽然响起了一个声音，不是唱歌了，是说话：“妈，我回来了。”

陈伯椅子倒地的声音，紧接着是陈伯的尖叫声。我从没听过一个人能发出那样的叫声，那声音里装的不是恐惧，是比恐惧更复杂一千倍的东西——是震惊，是愤怒，是悲伤，还有一种说不出来的悔恨。

陈伯用沙哑的声音吼了一句：“你这个不孝的东西！死了还要回来害人！”

灯灭了。一切都陷入了彻底的黑暗与寂静。

我不知道自己是什么时候失去意识的。等我再睁开眼睛，天已经亮了。阳光从窗户纸的破洞里照进来，在床板上投下一道金色的光柱，灰尘在光柱里慢慢飘浮。一切看起来都很正常，正常得像是昨天晚上的一切都只是一场噩梦。

我从床上爬起来，推开厢房的门，走进堂屋。

堂屋里没有人。祖宗牌位还在原处，椅子也整整齐齐的，没有倒。我把视线往下移了移，移到门槛的位置，下意识地往门外看了一眼——

门槛外面的地面上，有一个湿漉漉的脚印。水红色的，像血一样鲜艳，但凑近了一闻，是水的味道，混着一股淡淡的淤泥腥气。那个脚印很小很窄，不像男人的脚，倒像个女人的。

我蹲下来看了很久，发现那个脚印不完整，只有前半截，像是脚的主人只有半个身体踩在了地上，后半截身体还在另一个世界里。

陈伯从屋后头转出来，手里提着一只公鸡，鸡冠子上的血还没干。他看到我蹲在门槛边上看那个脚印，脸色一沉，走过来把手里的公鸡往我手里一塞，说：“去找个铁匠铺，打一把铁钉，七寸长，七根，拿红布包了，今天太阳落山之前钉在你们家家门口。”

“我们家在省城，离这里八百多公里。”我说。

陈伯愣了一下，表情变得很难看。他来回踱了两步，把旱烟袋叼在嘴上吧嗒吧嗒地抽了好几口，然后像是下了很大的决心，说：“那你就在我这门口钉。她要是认准了你，走再远都能找到你。”

我浑身一紧：“她认准我了？”

陈伯没回答这个问题，而是拉着我走到院子里，指着后山的方向。白天的坟山夜路看起来就是一条普通的山路，一点也不吓人。但陈伯的手指没有指向那条路，而是指向路尽头的一片空地。

“你看得到那片空地不？”他说。

我眯着眼睛看了半天，那片空地在山腰上，大概有半个篮球场那么大，光秃秃的，寸草不生，跟周围长满茅草的坟山格格不入。

“那是我们村的老义冢。”陈伯的声音忽然变得很低沉，“民国三十一年，大旱，接着又是蝗灾，村里饿死了一百多口人，死得太多，来不及一一下葬，就挖了个大坑，全埋在了那里。后来每隔几年，遇到荒年或者瘟疫，义冢就要新添些人。到最后，那块地下头到底埋了多少人，谁也不晓得了。只知道那块地方邪得很，大白天走到附近都觉得冷飕飕的，太阳照到那儿就变阴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