曹玉成登基后的第三年，这一年的春天，整个大宋都浸泡在一种近乎亢奋的繁荣里。

运河里漕船如梭，桅杆密得遮天蔽日。杭州、泉州、广州的码头上，堆积如山的丝绸、瓷器、茶叶被装上远洋巨舰，换回满舱的香料、宝石、白银。市舶司的税银流水般涌入国库，新任的户部尚书沈括每隔半月就要呈报一次新数字——每次都比上次更惊人。

朝堂上，曾经反对海贸的官员如今个个红光满面。海利监的股份凭证成了最抢手的宝物，私下交易的价格已翻了三倍。早朝议事时，话题总离不开“再开新航线”“增设码头”“扩大船队”。连最保守的老臣，如今说起南洋诸岛的物产、印度洋的航道，都能如数家珍——毕竟，那关系到他们年底能分多少红利。

曹玉成坐在垂拱殿的御座上，听着这些洋溢着信心的奏报，面上带着微笑，心中却有一根弦越绷越紧。

太顺利了。顺利得让人不安。

“陛下，”这日朝议，工部侍郎兴冲冲地出列，“泉州船厂新下水两艘‘镇海级’宝船，载货量达五千石，较旧船增三成。船厂总监请旨，可否再扩建船坞三处，如此年造大船可达十艘！”

“陛下，”户部右侍郎紧接着道，“去岁海贸税银八百七十万两，今春头三月已收四百二十万两。按此增速，全年可破一千五百万两！臣建议，再加征半成‘海贸特税’，专款用于……”

“陛下，”连一向稳重的礼部尚书都忍不住了，“暹罗、占城、真腊三国使臣联名请求，希望大宋增派商船队。他们说，本国所产象牙、犀角、苏木，在宋地价翻十倍，愿以更低关税，换取更多宋货。”

一个个好消息，像滚雪球般越滚越大。

曹玉成耐心听完，才缓缓开口：“诸卿所言，朕都听见了。海贸兴盛，确是好事。但朕想问几个问题——”

他看向工部侍郎问道：“泉州船厂扩建，所需巨木从何而来？闽地山林，还能再伐几年？”

工部侍郎一怔，结结巴巴说道：“这……可从江南西路调运……”

“江南西路的木头，不用修河堤？不用建房屋？”曹玉成打断，“朕记得上月江西水患，冲毁民房三千间，正急需木料重建。”

又看向户部侍郎问道：“加征半成税，商人们可愿意？他们会把这税负转嫁给谁？最终是不是落到买丝绸瓷器的百姓头上？”

户部侍郎语塞。

“还有礼部，”曹玉成转向礼部尚书，“暹罗等国愿降关税，是好事。但他们要更多宋货——丝绸、瓷器、茶叶，这些东西是地里长出来的吗？是天上掉下来的吗？”

三问，问得殿中气氛一滞。

曹玉成站起身，走到那架如今已被磨得发亮的地球仪前，说道：“海贸是条金河，但金河淘久了，也会淘空河床。诸卿只看见白银流入，可曾看见——”

他手指点在大宋疆域上，接着说道：“江南的桑田，是否侵占了粮田？景德镇的瓷窑，是否过度开采高岭土？福建的茶山，是否砍光了原生林木？”

殿中渐渐安静。

“还有，”曹玉成声音更沉，“农民农闲时参与手工，固然增收。可若手工之利远大于农作，谁还愿意种地？今春朕看到奏报，苏州府有农户卖田购织机，全家投身丝绸业。一户两户无妨，若百户、千户呢？粮食从何而来？”

这些问题，像冷水浇在沸腾的油锅上。

范仲淹第一个反应过来，老宰相躬身道：“陛下深谋远虑。老臣近日也在担忧——杭州米价，已比去岁涨了三成。问之，说是种桑养蚕者众，种稻者少。长此以往，恐生民患。”

曹玉成点头道：“不止米价。朕让暗访江南的奏报，诸卿都看看吧。”

曹安呈上一叠密报。大臣们传阅，越看脸色越凝重。

一份来自苏州的奏折写到：桑田价格暴涨，有豪绅囤积桑苗，转手获利五倍。农户见利，将刚插秧的稻田改种桑树。

一份来自景德镇的奏报提到：为赶海外订单，瓷窑昼夜不息，窑工每日劳作六个时辰以上，累病者日增。更有幼童入窑做工，只因“手小可绘细纹”。